案发当晚，葛云趁李安民熟睡之际去找刘伯川，他们约好了私下会面，刘伯川要为葛云拍一组床上照片，在拍摄过程中，刘伯川欲行猥亵，把手指伸进葛云的私、处，葛云就用随身携带的防身工具——铁制油画刀刺进了刘伯川的后颈，可能是碰到了某个穴位，刘伯川当时晕了过去——这是葛云对潘教授描述的事发原因和经过。
葛云刺伤刘伯川之后，匆忙赶回二楼，不是回原本住的包间，而是敲响隔壁潘教授的房门，慌慌张张地把事情告诉潘教授，说自己很害怕。潘教授说会妥善处理，让葛云先回房睡觉，当他进入刘伯川的房间时，发现刘伯川不在房里，窗口大开，一把铁锤掉落在窗前。
潘教授走过去查看，发现刘伯川竟然挂在了铁丝上，潘教授被吓坏了，以为是葛云干的，如果把人救上来，葛云势必会落得个杀人未遂的罪名，就在犹豫不决的时候，刘伯川竟然发出“呜呜”的求救声，潘教授生怕别人会听见叫声，一旦被发现，不仅葛云要遭殃，连他也会被当成共犯。
潘教授随手抄起地上的铁锤，对准刘伯川的头狠狠砸下去，一声闷响过后，刘伯川双手下垂，再也没动静了。潘教授关上窗户拉起窗帘，草草清理了一下房间，逃也似地跑了出去。
潘教授对葛云心存愧疚，悔不该当初袖手旁观，任她遭受凌辱，所以在警方来查案之后有心替她背黑锅，可潘教授虽愿意顶罪，却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未来，才会懦弱地选择自杀来逃避现实。
周坤淡淡地说：“把油画刀当防身工具这常见吗？她刺的地方可说是颈部最脆弱的部位，这都是巧合？靠女人的手劲怎么才能一击到位，只有一个可能，那把调色刀的刀口经过刻意打磨。”
李安民知道，还有一个疑问周坤没问出口，葛云是个会主动要求他人进行肢体接触的女人，会因为被侵犯而感到愤怒吗？她甚至不认为那是一种“侵犯”。
葛云做了多年的人体模特，以她的敬业程度，为了能摆出更好的造型，必然会去研究人体构造，这点也在潘教授那里得到了证实。
周坤推测葛云是有计划的杀人，她拿着调色刀当情趣道具，引诱刘国川趴在身上，亲密地勾住他的脖子，倒握铁刀，猛力往刘国川颈后刺去，由于力气不够，虽然戳对了位置，却没深入到能致死的地步，但是刘国川晕了过去，葛云大概以为刘伯川不行了，就去找潘教授，她利用潘教授对她的歉疚得到了庇护，让他心甘情愿地成为替罪羔羊。
可是刘国川并没有死，在短暂的昏迷后，他又醒过来，从工具箱里拿出铁锤，气急败坏地要去找葛云算账，他可能并不是真要用铁锤去教训葛云，只是拿在手上充当威吓工具，他还没走出房门，红丝就从外面飘了进来，缠住他的脖子，把他整个身体拖出窗外，铁锤就是在那时从他手里滑落，掉在地上。
之后，潘教授进入房间，用铁锤砸塌刘国川的颅骨，迅速逃离现场，最后，花阿妈才用红丝将刘国川的颈子割断。
可是这些推测无法从葛云的嘴里得到证实，她像个受到惊吓的孩子，缩在角落里，无论周坤怎么问，就是不说话，只用惊恐的眼神看向周围的一切。勘察人员在下水道里搜到了断成两半的铁刀，刀口被磨的很锋利，在葛云的住处也发现了两柄经过刻意打磨的油画刀。
案情明朗后，周坤一行人受潘教授的托付去了趟葛云的故乡——大山脚下的猴子沟村，在热心村民的带领下，他们来到了农民疗养院，葛云的父亲就住在一楼，周坤他们到时，他坐在轮椅上晒太阳，人虽然消瘦，精神却很好，跟同房的其他老人也相处融洽。
周坤没有暴露身份，只说是潘教授的朋友，潘教授最近忙，没时间来探望老葛，托他们来捎个信。
叶卫军把大包小包的礼品堆在床脚，周坤把两张信封塞到老葛手上，一张信封里装的是钱，另一张是信。
老葛眼神迥然，笑得满脸褶子，显得很开心，他说：“潘教授是咱们家的大恩人，小云也是多亏了他才能去城里上学，潘教授夸咱家小云有天分，学习刻苦，说是等毕业后还要留校工作，这会儿……也该毕业了吧？小云可找到好工作了没？”
周坤说：“找了，潘教授没说空话，他把你女儿留在学校里工作，是不是，小妹？”说着对李安民使了个眼色。
“嗯……嗯，葛云在我们学校里工作，平常都住校，忙得转不过弯来。”李安民如坐针毡，不敢去看老葛欣喜的表情，心里生起一股罪恶感。
周坤借着闲聊攀谈得知一件惊人的事情——葛云的母亲竟然是得艾滋病死的。
李安民不自在地动了动，想起花阿妈脸上和手上红疹子，心里发怵，本以为那是皮肤病，没想到竟会是魔鬼般的艾滋病。
老葛见李安民在凳子上挪来挪去，以为她是害怕被传染，忙道：“阿萍被查出来后就被隔离了，跟咱分开过日子，我跟小云都接受过检查，没染上，我现在年年体检，年年健康。”
李安民嗫嚅着问：“怎么会染上那病呢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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