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一个寒冷的下雪天，李安民和几个女同学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，经过一条巷子时，正好遇上了迎面而来的叶卫军，他穿着臃肿的军棉袄，头戴**帽，推着挂满工具袋的老旧自行车，驮背低头，一步一步踩在雪地里，毫不迟疑地从李安民身边掠过，旁边的女学生都退让开来，只有李安民站着没动，她冲着那颓丧的背影叫了声：卫军哥。
前面的人不理不睬，继续朝前走，李安民打着伞追了上去，后面的同学喊着问：是认识的人？
李安民回头，笑得眉眼弯弯，喊着回答：是，他是我未婚夫。
叶卫军停住了，李安民追到他身边，举高伞，掸去他帽子上和肩上的积雪，两人肩并肩地走出巷口。叶卫军把修车点搬到了靠近学校的街巷上，往后的每一天，李安民都会在放学后去街边巷口陪她的卫军哥修车，等收摊后，他再送她回家。无数道青白的眼光从两人身上扫过，接着，闲言碎语像雪花一样纷纷扬扬地传了开来。
学校老师找李安民谈话，学校校长找李安民谈话，李妻找李老大抱怨，所有人都在向李安民传达一个讯息：你不该早恋，更不该与一个满手黑油的修车小子恋爱。
李安民左耳进右耳出，听训时乖乖点头答应，屁股一掉又去找她的卫军哥，李老大觉得两人既然是未婚夫妻，相亲相爱是好事。李妻知道流言蜚语中的恶意是因叶卫军而起，在父亲的光芒下，他这粒黑色的沙子太显眼。李妻就去找叶老大，想替叶卫军介绍一份体面的工作。
“活着回到家乡”曾经是支撑叶卫军爬过生死线的强大意念，当希望成真时却又成了耻辱的根源，叶卫军被战争的残酷磨平棱角，又进而被归管处的“再教育”戳碎了脊梁骨，他不再是那个爱笑爱闹、成日作着英雄梦的大男孩，失去了荣耀又没有文化，他变得极为自卑、敏感，爱走极端。
听说李妻要给他介绍“体面的工作”时，叶卫军被刺伤了，觉得这是在瞧不起他，认为李家在意指满手黑油的叶卫军配不上满手书香的李安民。
晚辈不能对长辈不敬，于是叶卫军迁怒到李安民头上，对她说：我不会换工作，你想要风光体面那是不可能的事，我会修一辈子的车，你一辈子都要当修理工的老婆，一辈子就要跟个俘虏，你要是想嫁给少爷，想嫁给英雄，随便，我无所谓。
其实在李安民心里，卫军哥从来就不是英雄，而是——英雄是卫军哥。对李安民来说，“英雄”这个词是因为叶卫军才变得有意义、有价值，不是叶卫军沾了英雄的光，而是英雄沾了叶卫军的光。
李安民是在叶卫军的陪伴下长大的，映在眼里的那个背影顶天立地，充满了她的世界，让她再也看不到别的东西。
李安民没脾气地安抚叶卫军，对他说：我不喜欢念书，毕业以后，你修车，我就卖酱黄豆，等你收摊了，黄豆还没卖出去，我不告诉你，我们一起回家，你一路推着车，我就跟在后面一路吃黄豆，等到家就吃完了，我再说这都是我卖出去的，好不好？
李安民的话把叶卫军给逗笑了，小两口总是斗不起嘴来，李安民总是顺着她的卫军哥，叶卫军也舍不得拿他的娃娃妻出气。最后架没吵成，工作当然也没介绍成。
那时自行车并不普及，光靠修车赚不了几个钱，但叶老大很自豪地对李妻说：职业无贵贱，我儿子能用修车养家糊口，那是他有本事。
凭手艺吃饭，不需要任何人接济——这就是叶卫军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。
李老大也不赞成套裙带关系，叶卫军个性耿直，处不来太复杂的人际关系，李妻孤掌难鸣，也只能随着去了，对这门亲事始终心存芥蒂。
时隔不久，肃反运动的尾风刮到叶老大头上，他被泼上“特务”的脏水，有心人士编造出一条条莫须有的罪名，将他拉上斗争会往死里整。
没有人敢站出来替这位经历半生戎马生涯的英雄说话，只有李老大提起他的笔杆子，在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批判肃反运动的文章，论证精道、笔锋犀利，因为这篇文章，李老大被直接抓进了监狱。
李妻被迫和丈夫划清界限，批了离婚之后，她在组织的安排下改嫁给某党高官，那书记姓吴，当区的肃反运动就是在他的计划统筹下大力开展，李妻改叫吴妻，自然，李老大跟叶老大定下的亲事也就不算数了。
叶老大在被整前就察觉到风声不对，就让叶卫军去投靠他的战友，那名战友就是炮筒的父亲，炮筒爸是农民兵，居住在白伏镇郊区，抗战结束后没有接受组织上的调度，又回家以种田为生。
叶卫军整装出行，身边除了行囊还多出个李安民，在那时代，私奔的男女通常没有好下场，李安民平时表现乖巧，没人想到她敢不声不响地跟男人私奔，还是在放学后堂而皇之地被叶卫军骑车载去了火车站，因为李安民不认为这叫私奔，她一直都把自己当叶家的媳妇儿，觉得跟叶卫军走是夫唱妇随、天经地义，犯不着偷偷摸摸。
如果李老大没有入狱，叶卫军也不想带着娃娃老婆出去吃苦，但是李老大被办了，李妻变成了吴妻，李安民没爹没妈，不能连他这个丈夫也撒手不管，这才决定不管到天涯海角都要带着她一起打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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