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三十下午，李安民跟高涵煲电话粥，提到一个熟悉的名字——“烂面花子”，严格说来这不是名字，是个称号。
身披破斗篷、头缠黑布巾，左手端一个带缺口的白瓷茶缸，右手拎着巨大的蛇皮口袋——这么个叫花子的形象曾是许多小孩心中的噩梦。
[巷子口的烂面花子]，这是李安民在上小学时听过的鬼故事，那时候她已经搬到城里，住在一条名叫“南后街”的老巷子里，那巷子很有特色，笔直的道路两边垂直分布一条条窄弄堂，像大树上分出的枝杈，每条弄堂里都居住着三五户人家，门对门，过道就一人宽，住家的门比地面高很多，还没台阶，全是用石头块搭成的垫脚。
南后街的巷子口紧接着公寓楼的大院，是附近孩子玩耍嬉闹的乐园，也就是烂面花子最常出没的场地。
据说烂面花子每到傍晚就会徘徊在巷子口要饭，用黑头巾遮住丑陋的烂脸，一直坐到深更半夜，遇到落单的小孩就会抓起来塞进蛇皮口袋里带走，带到没人的地方吸脑浆，把手指剁下来放进茶缸里泡水喝，把脸皮撕下来做成遮丑的面具，把身体切成几段放进大锅里炖汤吃。
这是鬼故事的最初版本，是大人用来吓唬小孩的法宝，只要一有小孩不听话或是玩疯了不肯回家，家长就会虎起脸说：“再不听话，就把你卖给巷子口的烂面花子。”、“再不回家，烂面花子就要来了，来把不听话的小孩带走。”
高涵小时候被狠狠的吓过，她家保姆的最大乐趣就是编各种各样的故事来吓唬小孩，以至于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一听到“烂面花子”就吓得直往被窝里钻。
到了今天，当年被吓过的孩子都长大了，开始重新审视这段被夸大的故事，把焦点从故事本身转移到“烂面花子”这个虚拟形象上面。
“我最近上银银网，遇到以前的老同学，他们建了个南后街的讨论区，正热火朝天地讨论这故事，据说烂面花子不是虚构出来的，是真有这么个人，你家是最早一批搬到南后街的住户，有没有见过？”高涵在电话那头嚼花生，点鼠标的声音时不时传来，估计正一边上网追看讨论进度一边及时向死党传递八卦。
“我哪见过？都是听别人传的，我家人从来没跟我说过这故事，这就是大人拿来吓小孩的胡话，我看啊，就算真有那个人，也就是个普通要饭的。”李安民也在嗑瓜子，噗的把瓜子壳喷出来，像想到了什么好玩的事，兴冲冲地说：“你还记得小二楼的大红头吗？就在南后街往后那条弄堂里，你想想看，我们俩有多少年没敢从那弄堂里过路，都是因为附近人说大红头会啄肉吃人，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丢脸，当时怎么就信了，一只鹅哪有可能吃人？”
大红头是只大白鹅，跟“烂面花子”一样，是李安民那一代孩子心里的阴影，大红头和烂面花子被并称为南后街的“黑白双煞”，其实大红头只是喜欢追人而已，尤其爱追三年级以下的小孩，小孩跑得快、它追得快，别人怕它，它就得瑟，趾高气昂的垫着璞子挺胸阔步。
一只体重超标的肥鹅，头顶戴红冠，经常伸直长脖子“幺幺幺”地打鸣，儿童时期的李安民还真怕它，比起那看不见摸不着的“烂面花子”，大红头的威胁更加贴近生活，直接妨碍了孩子们抄近路上学的合理需要。
高涵在电话那头也哈哈大笑，拍着桌子说：“大红头是把自己当鹅将军了，你别说，我现在还真挺想它的。”
“你哪是想它？是想它的肉了吧，我真没见过养那么肥的大白鹅，难怪它横，我有脯子我骄傲啊！”
高涵又是一阵呛咳，“哎哟”了声，鼠标滑轮咔哒一响，念道：“小皮球，驾脚踢，马兰开花二十一，二五六，二五七，二八二九三十一……还记得这首儿歌吗？”
李安民脸皮一僵，说：“记得啊，不是跳皮筋时唱的吗？怎么了？”
“有人讲这儿歌是烂面花子先唱出来的，被人听了去，后来才在南后街那一带传开来。”
“扯胡了，这歌又不是我们那一片的特色，到处有人唱，就是跳皮筋、踢毽子时念的，那个烂面花子还会跳皮筋？他是男的还是女的？”
“肯定是男的啊……呵，又有人爆料了，说真见过烂面花子，那人每天晚上都会坐在院门外，把附近小孩都吓得不敢进院子里玩，好像说有个小姑娘会去跟他搭话，还送吃送喝的，现在有人就怀疑这烂面花子是个老拐子，专门在各地巡游，拐卖小孩子。”
“他拐小女孩干嘛？一般拐子都拐男的。”李安民心里毛毛刺刺的，太阳穴直跳。
“拐男的送给人家当儿子，拐女的当然是给人做媳妇儿的，有些大山沟里阳盛阴衰，女孩儿比男孩值钱。”高涵一甩开腮帮子就口无遮拦，什么话都敢说。
李安民到大舟山旅游时就遇到过整村窜通起来买媳妇的怪现象，很清楚边缘地带的灰暗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她觉得那烂面花子不会做拐带人口的缺德事，就对高涵说：“传闻听听就好了，别当真，也许那花子是不得已才在街头行乞，大人就是这样，随便抓个伤残人士来妖魔化，就为了吓唬小孩子，很多鬼故事都是这么来的，别想太多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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