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最有魅力的城市大体上可以粗略地分为八种类型，即古都、名邑、圣地、边关、滨城、重镇、商埠、特区。当然，这种分类只有相对的意义。比如大同，就既是雄踞雁门关外的“塞北重镇”，又是著名的“煤都”，还是名胜荟萃古迹繁多的历史文化名城，也是蒙汉两个兄弟民族和平共处的北部边关，中原与草原的交通孔道。这样“身兼数任”的城市实在很多。我们的分类，也只是为了解读的方便，钻不得牛角尖的。
这些城市中，最引人注目的是西安、洛阳、开封、南京、杭州、北京六大古都。
古都的魅力当然毋庸置疑。作为千年帝国的政治文化中心，它们往往也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所在。尽管这些精华的聚集是皇家特权所致，但聚集本身却是不争的事实。这些精华因历史的积淀而愈加厚重，因岁月的磨洗而愈见辉光。即便它们散落在断壁残垣寻常巷陌，流落于街头，蒙尘于市井，也不会沉沦了它们的价值。因此，这些城市中往往有太多的陈迹可供寻觅，有太多的故事可供传说，有太多的遗址可供凭吊，也有太多的线索可供遐想。就连那里的民风民俗，也会有一种古老而悠长的韵味。
名邑同样有着这样的文化内涵。所谓“名邑”，无妨看做是资格稍微差了一点的古都。比如江陵，原本就是楚的郢都；大同，曾经是北魏的京城；成都，其实也是当过帝都的。只不过那些政权或非“正统”（如公孙述的“大成”），或非“一统”（如刘备的“蜀汉”），又没成什么大气候，就挤不进“古都”的系列，只好屈尊为“名邑”。从字面上讲，所谓“名邑”，也就是“有名的城市”。一个城市，只要出了一点名扬四海的事情、人物或东西，就有了名气，却不一定是“名邑”。比方说，“苏三离了洪桐县”，上饶出了集中营，都挺有名的，却不大好算是“名邑”。这里说的“名邑”，主要是指那些“历史文化名城”（包括六大古都在内）。它们都有着极其灿烂的文化和极其悠久的历史，比如扬州3000年，江陵2600年，苏州2500年，景德镇1700年。其中最绝的是绍兴。从公元前490年在今绍兴城内龙山南麓建城起，2400年间就没挪过一次窝，实在算得上是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。
一座城市之所以成为“名邑”，显然不仅因为它资格老、历史长，还因为它有着独特的风采，有着一些家喻户晓名满天下的东西，比如长沙的水，昆明的湖，景德镇的瓷器，苏州的园林，扬州的炒饭，绍兴的花雕，泉州的洛阳桥，大理的蝴蝶泉，大同的云岗石窟，承德的避暑山庄，当然还有桂林那“甲天下”的山水。这些东西也许并不一定就能代表这些城市，这些城市也并不只有这些东西，只不过它们最为脍炙人口罢了。事实上，这些城市的名声和风采几乎是人人皆知的。有谁不知道“才饮长沙水，又食武昌鱼”、“腰缠十万贯，骑鹤下扬州”或“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”？只要吟诵着“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”（苏州）、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（杭州）、“二十四桥明月夜，玉人何处教吹箫”（扬州）、“丞相祠堂何处寻，锦官城外柏森森”（成都）、“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”（长沙）等等名句，这些名城的风采，就浮现在眼前。
圣地其实也是名邑。在国务院首批公布的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城中，称得上是“圣地”的有四个，即遵义、延安、曲阜和拉萨。“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”的遵义和孕育了新中国的延安是革命圣地，曲阜是影响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两千多年的儒学发祥地，而拉萨则是藏民族“圣者的乐园”。在藏语里，“拉”是神，“萨”是地，所以“拉萨”就是神地或圣地。这些圣地当然也是风采各异的。遵义的雄奇，延安的质朴，曲阜的古雅，拉萨的神秘，构成了它们独特的魅力。有趣的是，除曲阜外，它们也都是边关和重镇。比方说，“北依娄山，南近乌江，近控五城，远瞰巴巫”的遵义，就历来是黔北重镇。一曲“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”，不仅唱出了遵义的豪情，也唱出了中国人的豪情。
的确，边关有着独特的风情。
所谓“边关”，并不一定就是像山海关、嘉峪关、娄山关那样的“关”。这里指的，其实是那些远离中央政权和正统中心的边地城市，即边城。这是一些“天高皇帝远”的地方，再强有力的政权和文化，往往也鞭长莫及。由于它们在地缘上是那样的遥远，主流文化的影响便总是要打折扣的。中原地区的城市季风，不管是什么风向，刮到这里也都会变成强弩之末。何况这里的自然地理山水风光也不一样。雪山、莽原、瀚海、冰川、峻岭、雄关、丛林、险滩，无不与中原大相异趣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一方人筑一方城。边地城市风貌的千姿百态，原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更何况，它们又往往是少数民族的聚落，或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文明共建的地方。这就为原本异彩纷呈的边地城市，平添了万种风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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